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把坚持高水平质量的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以科学技术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以科学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是中央深入分析当前经济发展形势后作出的判断和重要战略部署。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实现高水平质量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息息相关。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方法，而创新是高水平发展的核心，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想要回答中国下一步如何通过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要从3个方面做思考，即：新的技术从何而来，新的产业从何而来，以及中国下一步怎么走。
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都处于农耕社会，以农业为主几千年不变，产业单一的同时科技含量低，因此这一段时期的人类大多处于贫困状态。工业革命为人类社会带来极大发展和进步。工业革命至今250多年的历史，从经济形态来看就是科学技术创新的历史，或者说科学技术创新是历史的主线。科技导向产业，而产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新科技的产生对产业发展至少有两个层面的影响。 科技会对传统产业产生影响。以农业、林业为例，农业新机械、林业新设备的发明会提高行业的科技含量，为传统行业创造新业态、新理念和新模式，同时也会使得社会对技术和传统产业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与之前大不相同，导向更多的技术发明和应用。 科技本身会带来新的产业，新的发展。例如，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产生都是颠覆传统的新产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
简单地说，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就是一个没有中断过的科学技术创新、升级、再创新、再升级的过程。每一次技术的变革创新，产业革命，改变的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其政治、文化等都会随之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一点在我们对不同层面现代化的理解中可以体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指出，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与精神生活由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所制约。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与现存的财产关系或者生产关系产生矛盾，就会导致社会革命时代的到来。因此，马克思提出，经济基础的变更会导向并决定上层建筑的变革。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理解有助于理解什么是现代化。从历史和经验的角度看，现代化可以被分为3个层面的现代化，即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和人的层面的现代化。产业革命首先指的是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之上实现经济发展，而通过产业革命实现的经济发展的影响会扩散到社会、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今天，人类社会已经开始了第四次产业革命，即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为核心的产业革命，也已经开始影响人类政治、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不管是中国政府以前提出的“互联网+”还是现在提出的“人工智能+”，都说明这些新的技术和基于技术之上的产业已经成为当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基础，发展因此可以理解成为在“基础”上“做加法”。
科技进步在引领经济发展的同时促成政治、社会、文化方方面面的变化。这一点大家都具备普遍共识，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新的科技从何而来？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理解什么是科技入手。一般认为，我们日常所说的“科技”包含“科学”和“技术”两个部分，两者不同但紧密相关。其中，“科学”是通过研究基础理论，发掘新知识；“技术”则强调将知识应用于实际，以实现产品发明服务人类生活。从历史上看，有些技术是没有经过基础研究的“发现”，如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西方近代的电和磁场，都是先有了技术再被人们发展成为科学，没有经历从基础研究转化为应用技术的过程。然而，自近代以来，应用技术的产生越来越依赖于基础研究，往往是先有了基础研究的突破才转化成应用技术。在当代，除了已知的中西方技术和未来潜在的技术新发现，科技的发展更多依靠从基础研究向应用技术的转化。因此，基础研究是当代实现科技创新的第一步。基础研究的成果有超前性特征，其重大突破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和经济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可以说，一个经济体的基础研究水平决定了该经济体是前沿经济还是赶超经济。将基础研究转化为应用技术是科技创新的第二步。而对这个第二步的转化的投资往往风险极大，需要依靠有效的金融服务作为支撑。在西方，承担这项金融服务的往往是风险投资；在后发国家，政府往往扮演这个角色。因此，可以说，想要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基础研究、应用技术、金融服务“三位一体”是核心。我们可以把三者称为赋能新技术发展的“三驾马车”。
基础研究、应用技术、金融服务三大核心的运作和发展还需要外部环境配合，其中包括人才环境、思想市场、营商环境的塑造。人才环境的重要性在于从人才到科技到产业这一环节中，人是第一位的。基础研究产生的科学思想是由人产生的，相对论是爱因斯坦产生的思想，牛顿三大定律是牛顿产生的思想，诺贝尔奖背后对应的也是获奖者个人和他们的思想成果。人才也是应用技术转化的核心，比尔·盖茨、埃隆·马斯克和任正非等企业家把基础研究思想转化成为应用技术。思想市场与人才环境的塑造是相辅相成的，无论是科学还是技术，都需要一个思想市场，允许来自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的人们因差异化的存在而相互争论、互相辩论，从而产生“化学反应”。只有产生“化学反应”的思想市场才会创造出新的思想，从而由新的思想导向创新。这一点从中西方历史中可以找到丰富的例证。第一个例子是中国本身。隋、汉、唐时期的中国对外开放，推崇多元文化，河西走廊的畅通、陆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使得世界各地的文化思想得以在中国实现交流共享，差异化的思想市场使中国实现了迅速的科技发展，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火药、印刷术都发源于汉唐时期。宋朝时中国仍然保持开放，据剑桥大学李约瑟先生的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的研究，宋朝时期中国的科技处于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产生了活字印刷术等大量技术发明。但明清两朝的统治者在对外政策上趋向于封闭发展，选择了闭关锁国，中国主动关闭了多元文化的思想市场，也因而失去了科技的领先地位。在欧洲先后开启了海洋时代、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时候，闭关锁国的中国失去了一个海洋时代，继而也错失了第一次工业化科技创新的浪潮[5]。第二个例子是苏联，二战时期苏联是西方的反法西斯盟友，引进大量的西方技术。冷战初期，苏联举全国之力发展科技与西方竞争，一度十分强大。但在其选择关起门来自己创新后，失去了多元思想碰撞的思想市场，创新动力逐渐枯竭，最终失去了和美国科技创新竞争的能力。当今的美国的强大在于其延续了二战后大量开放吸引欧洲科学家，甚至是苏联、东欧科学家，与苏联竞争的政策。通过集中全世界的人才，在美国塑造多元文明文化冲撞的思想市场，强大的思想市场赋予其不断产生原创性思想的动力基础。美国也因此始终能够保持科技创新的世界领先水平。基础研究的主体是集中在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人才，应用技术的主体是企业，金融服务的背后是金融机构，而营商环境则决定这些主体参与创新型技术培育的关键。近年来，习多次强调要“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理解“三化”，以“三化”为依据优化当前营商环境才能提振市场主体创新信心。强调“市场化”意味着要坚持以企业为主体，给予企业足够的发展空间。“法治化”强调依法治理，以法治思维和法治理念优化营商环境。政府在法律的制定和践行过程扮演着主体性角色，因此，要发挥政府在法治框架中的关键性作用，完善制度环境，避免频繁变动的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导致市场主体降低对经济发展的预期，并因此减少科技投资，降低创新积极性。“国际化”强调扩大对外开放水平，在开放的大环境下进行经济发展。开放意味着容许和鼓励海外人才、海外企业、海外资本在中国市场一同参与“从0到1”的原创性思想的培育和从基础研究到应用技术的转化的全过程。
概括地说，新的技术来源于基础研究、应用技术、金融服务这“三驾马车”的三位一体的发展。塑造开放的人才环境，打造多元文明交流碰撞的思想市场是培育“从0到1”原创思想、技术诞生的土壤。良好营商环境的营造是给予企业投资科创的信心和动力，积极推动应用技术转化，促成新科技诞生的必备条件。
在理解了孕育新技术所需的条件后，下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新的产业从何而来？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笔者认为理解“什么是现代化产业”“什么产业创造的是新质生产力”是赋能创新发挥引领作用的关键。概括来说，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并不是摒弃传统产业，只注重于发展新兴产业。创新带来的技术升级呈现两种形式，一种是同一产业内部的产品技术升级，一种是通过不同产业的转型而实现的技术升级。无论是哪一种升级，这些科技赋予的附加值提升，都是新质生产力的一部分。因此，寻求以创新为基础的新质生产力，不仅要探索创新带来的新产业机遇，也要重视科技创新赋予的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这里要强调的是，不管是哪种类型技术提升，应用技术都是新产业形成、传统产业升级的核心，一项新型应用技术的产生往往就会培育出一个新产业或是大大提升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而企业是实现应用技术转化和应用的主体。
经验地看，无论是创新推动传统产业升级还是培育新兴产业，在应用技术转化方面，企业的核心地位必须得到确立。简纳韦在《在创新经济中践行资本主义》一书中提出过去25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存在3个重要角色，即政府、企业和资本。其中政府负责基础研究，企业主要负责应用技术，金融资本支撑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强调了企业在支持应用技术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事实上，企业在应用技术领域所发挥的核心作用是由应用技术的特征决定的。简单地说，应用技术是资本密集型的，技术转化具有投资风险高、回报高的特征。以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为例，5G通信技术从一项基础研究转化为应用技术耗费了大量财力和物力，但在成功实现技术转化后，华为成为全球提供5G通信端到端服务的核心厂商，5G通信业务也为其带来了巨额收益。在西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这种转化是无法依靠传统政府和传统银行实现的。对于政府而言，其收入来自纳税人，缺乏进行高风险投资的合理性；传统银行也不可能使用存款人的资金来承受巨大风险。因此，西方诞生了风险投资，由追求高利润回报的企业负责应用技术转化的投资，应用技术基本由企业主导。
专利产业化率常被用于衡量机构将专利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即将基础研究转化为应用技术的能力。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2022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2022年我国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48.1%，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3.9%。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分别为56.1%、65.3%，分别比我国企业平均水平高8个、17.2个百分点。此外，据2023年9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我国专精特新企业中民营企业的比例达到了95%左右。以上两个数据充分说明了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技术转化能力和其在培育新产业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新质生产力是一个引领中国推动科学技术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概念。在任何国家，发展新生产力都是一个系统的工程。笔者认为，就中国目前的情势而言，国家发展新质生产力至少必须具有以下抓手：致力于构建基础研究、应用技术转化和金融服务“三位一体”的创新模式；坚持开放的大环境；推动区域一体化融合发展。
如前文所述，基础研究孕育“从0到1”的原创思想，这是实现科学技术创新的第一步。如何发展中国的基础研究，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吸引海外原创思想和技术。基础研究，致力于实现“从0到1”的原创性的思想和技术的创造[7]，它的提出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作为思想阶段的产物，基础研究是无法被封杀或是被某些国家所垄断的。尽管中国近年来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近代以来，大部分的“从0到1”的原创性思想和技术发明都来自于西方国家，这一局面至今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基础研究层面实现自主创新，应当是在开放环境下综合运用最新的科研思想成果，应加大开放力度，深化我国与海外高校、科研机构等基础研究相关平台的国际交往。同时，在开放的基础之上，允许多元思想的传播，才能使世界范围内的基础研究成果有机会在中国转化成为应用技术。加大我国自身的基础研究力度。除了开放吸引海外的原创性思想和技术，加大我国基础研究力度也是重中之重。强化基础研究，首先要正确区分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事实上，很多应用技术来自于基础研究的特点使得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紧密相连很难区分，因而导致了目前国内很大一部分被定义为基础研究的研究实际上是应用技术。错误的区分使得大量人财物被投入到了“形而下”可以转化为实际利益的应用技术而非“形而上”与实际利益无直接关联的基础研究。其次，要在明确界定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的基础上，避免对基础研究的过度资本投入。早期的基础研究源自于人的兴趣，如牛顿因苹果从树上坠落而产生了探索万有引力的兴趣，如今的基础研究当然也离不开学者的兴趣和他们对重大科学问题的使命感与好奇心。目前，基础研究往往依托和产生于政府提供的平台，如大学和国家实验室等科研机构。以美国为例，美国政府对基础研究的干预很少，而是通过国家实验室和大学实验室为科研人员提供研究平台，这些实验室承担了大量基础研究任务，为美国“从0到1”原创性思想的产生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政府应当避免由于对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的错误区分对基础研究进行过度投入，而是减少政府干涉，致力于为科学家、研究人员提供一份体面的工作和自由追求科学前沿的研究平台。
在注重发展基础研究的同时，着力推动产学研一体化的实现，以促进应用技术发展。基础研究人员和技术转化人员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才，基础研究人员一般对资本不熟悉，技术转化从业者对基础研究不专业，而只有两边都懂的人才作为桥梁才能将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连接起来，真正推动基础研究转化为应用技术，培育出新的产业。风险投资从业者就是这样的桥梁，也是中国当前实现产学研一体化最稀缺的人才。事实上，中国大学体系现存的缺陷导致了我国大学没能承担培养既懂技术又懂资本的人才的责任。从实用主义者的角度看，当前我国提供的大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现实脱节的。在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不断发展变化的趋势下，大学的核心课程设计却几乎没有发生大的改变，这导致学生学的专业知识到毕业的时候大概率已经过时了，大学培养出的高绩点学生却缺乏科学技术创新、商业洞察的能力。这一点，可以借鉴美国，美国在很多大学中提供“工业工程与管理”等类型的课程，借此培养一大批既懂技术，又懂金融的人才。这批人才积极活跃在风险投资界，对美国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因此，要推动产学研一体化的实现，对我国现存大学体系的改革是一个关键点。此外，要重视国家实验室、工业实验室在实现产学研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向企业开放国家实验室。国家实验室是基础研究的摇篮，而基础研究转化为应用技术离不开企业。当前，我国的工业实验室大部分是国有的，现行政策中这些实验室基本不对民营企业开放。这使得理应在应用技术转化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企业却无法接触到最新的基础研究进展，妨碍了产学研一体化和创新的步伐。因此，应当考虑如何改革实验室管理规则，让国家实验室与民营企业实现“国民”融合，让国家实验室更好地服务于技术转化和创新型新兴产业培育。
金融服务也是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领域。这里的金融服务包含国资、民资的金融服务，也包含国内和国际的金融服务。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都需要金融服务的支持，而金融服务中最重要的就是风险投资体系。风险投资在二战之后在美国率先兴起，可以说是当代经济金融史上最伟大的发明。在集中民间闲散资金投入风险高、回报率也高的项目的同时，美国政府采取减税、建设科研中心和科技园、提升科研相关拨款额度、设立风险投资基金等形式支持了为科学技术创新提供资金的风投模式的发展，也进而支持了基础研究的开展和应用技术的转化。我国早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其金融市场发展却始终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速度，金融市场仍然具有强大的发展潜力。我国的金融发展以服务实体经济稳定为主，虽然近些年来各地国有企业以及各个地方政府在尝试通过产投母基金等形式发展中国的风投体系，但始终零散未能形成系统的风投体系。事实上，金融风投的发展应该给予民营资本更多空间。国有企业主管的任期一般比较短，而风险投资一般为中长期投资，投资期限为8—15年甚至更久，现任主管即使投资也无法在任期内收到回报，以致国企往往缺乏从事长期风险投资的动力。再者，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属性也使其缺乏从事高风险投资的合理性。因此，开放民间金融是关键一步。
中国基于科技进步之上的经济增长是在开放状态下实现的[9]。实际上，正如上文所强调过的，科学技术创新进步的本质是开放。如果不开放，再强大的科技最终也会走向落后。只有保持开放，实现基础研究、应用技术、金融服务的互相配合，才能确保技术创新在各个节点的发展畅通，使技术创新进入一个良性循环，最终得以凭借技术创新，带动产业升级，创造新质生产力。今天，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在高科技领域实行“卡脖子”“脱钩断链”，我们需要更高水平的开放，甚至是单边开放。近来，我们在签证方面已经实现了单方面开放，需要在这个基础之上，把单方面开放扩展到更多的领域。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我们继续深化推动区域一体化融合发展，在构建区域大市场的基础上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区域一体化融合发展涉及各个区域产业的发展问题。从国家整体产业经济发展层面考虑，产业强烈的地区性特征无论是对产业内部的技术升级还是整体产业的升级都会造成阻碍。区域一体化融合发展包含产业层面的融合发展，才能更好地推动科学技术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其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区域一体化融合发展有利于资源要素的有效配置；区域一体化融合发展有利于扩大市场规模。
区域一体化融合发展不仅可以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的资源要素流通效率，也会增强国内东西部地区，以及国际国内层面的要素有效配置。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层面，产业的地区性特征和生产要素流动的政策阻碍导致同一区域内不同城市之间经常陷入经济恶性竞争，资源浪费现象时有发生。各地政府设置相似的新兴起的产业发展目标导致类似的竞争性政策出台，抢夺同一批人才、资本和企业，要素配置效率被大大降低。各地政府陷入“经济内卷”，本应投入产业创新升级的政策支持被浪费在了区域同质化竞争。在这些区域实现产业融合，可以有效避免资源浪费，将发展重心更多投入于技术创新。在东西部产业发展层面，东西部地区拥有不同的资源要素禀赋，西部地区在劳动力成本、土地资源、自然资源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东部地区则在资本、技术和管理方面具有优势，东部地区迫切需要创新型新兴起的产业带动整体产业升级，西部地区也缺乏产业高质量发展机遇。区域一体化发展可以推动东西部地区形成合理的劳动分工，产业协作，实现东部地区通过培育新兴产业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西部地区依托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国际层面，当前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试图在科技领域对华封锁，给中国培育创新型技术和产业带来了极大的外部挑战。通过实现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外循环，确保生产、资源要素国际层面流通便利，在缓解中国企业面临的外部压力的同时，可以使中国得以利用国际市场的人才、资源助力国内市场的新技术、新产业培育。
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可以尝试从以下3个方面入手。推动跨区域协调体系建设。诸多国际层面的经验可供我们参考。东京湾、旧金山和纽约等世界级湾区都成立了大量由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协调机构，用以畅通湾区间的产业合作，要素流动。当前，长三角地区在跨区域协调方面已经成立了一体化示范区理事会、执委会、产业联盟等机构解决跨区域要素流动障碍问题，是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尝试。此外，还需要推动建立各个功能领域的协调机构。同时，应当重视企业和社会组织在跨区域协作中的作用，在部分领域将企业和社会机构作为推动产业一体化发展的主体。通过市场化改革，建设区域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以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为核心的制度型开放，这些制度性要素也是实现共同市场的基础。应当将协调统一的规则、规制、标准应用到区域各个城市之间，促进城市、区域间的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协作。区域产业的协调发展可以为产业创建更大的市场规模，更大的市场规模意味着更大的发展机遇，可以促使市场中的经济主体增强创新动力，推动产业创新。以劳动分工为基础深化中国的沿边开放。中国应当综合考虑国内和四周的国家的比较优势，并以比较优势为基础与四周的国家进行劳动分工，推进有效的沿边开放。中国可以更多考虑将部分产业链、供应链延伸到东盟等周边地区，通过中国企业在当地修建工厂等形式为当地创业就业，畅通国内和四周的国家的要素流通。就沿边开放而言，可以借鉴美国的政策。美国南边的墨西哥和北边的加拿大，两国的经济中心都在靠近美国的边境，三国通过沿边开放合作成功把边境从经济边缘发展成为了经济中心。与中国陆地接壤的国家有14个，若能够将周边区域转型成为经济中心，对于中国经济而言，要素流通便利的提升可以有效提升国内的生产效率，助力国内产业的创新转型升级。
（作者：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徐兰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中国科学院院刊》供稿）
